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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中学简史,正是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体制的诞生过程

北京市第一中学简史,正是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体制的诞生过程


清代末年的书院和官学
北京一中的校址原在北京市东城区宝钞胡同内的郎家胡同,现在校舍已全面翻建,校门已改在宝钞胡同北头了。一中的校址当初为什么在这里,说来话长,必须从头谈起。
清初定都北京之后,重新规划了首都的城区建制。在内城,以皇宫居中,东西分列‘八旗’,以资拱卫。外城分为“五城”,为汉民居住地区。
一中校址所在地原来是东四旗中的镶黄旗。镶黄旗在八旗中是‘上三旗’之首,辖区较大,按清初顺治皇帝的决定,各旗都要设立官学一处,以旗名为校名。镶黄旗官学设在交道口南的圆恩寺(这在北京地方史、志之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清代光绪之前,宝钞胡同内的郎家胡同是不曾有过任何学校的。
在郎家胡同最初建立的学校是清代末年的经正书院。现在一中校园内尚有保存基本完好经正书院创建碑两统。据碑文记载的年代,换算为公历,主要年代是:购地建院1887;招生上课1894;建成立碑1898。(碑文附后)碑上有徐桐、孙毓汶给光绪的奏摺;徐桐的《创建经正书院碑记》;全国各地捐款人的名单。北京一中‘史前史’的第一页,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
至于为什么把经正书院建在北城根的郎家胡同,碑文中是这样说的:“……又十三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置左翼所属房屋一所,坐落在安定门内郎家胡同,地处城北,尚为东西各四旗道里适均之地。……”实际这里所说的“左翼所属房屋一所”乃是清代“三世翰林之家”延煦住宅的一部分。
“三世翰林之家”为什么卖房子呢?因为他“博雅好事,且伉爽敢言,……因之失欢于当道……”(引文出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家道衰微下来。筹办经正书院的时候“适延尚书殁,遂售其宅之半,入官开书院焉。”(引文出自震钧《天咫偶闻》)
有以上这几段史料,问题就很清楚了:
一、经正书院当初购买的只是延煦住宅的一部分。(一中购买延煦原来的花园是解放以后的事)原因延煦住宅的正门、影壁、正厅等古建筑仍在,只是破旧不堪了。
二、经正书院在这里创办、建设并不是‘优化’选择的结果,所谓“尚为东西各四旗道里适均之地……”是典型的官样文章。
经正书院的修建过程,前后历十年之久,详细情况已无可考。《创建碑记》中有几句虚写的话,即“迩来协力众擎,共襄盛举,栋櫨增建,丹艧重新,义路礼门,规模大启……且颜其额曰‘经正书院’……”总之是很有气派,颇具规模。教学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重视经史等实学,与八旗官学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监院是宗室宝丰。
但是,这种改革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经者、常也,万世不易之常道也。”尽管筹集的经费很足,建院之后尚余一万余两,校舍也很讲究,终于未能发展下去。
庚子(1900年)之后,国势衰微,改革之风势不可挡。一些元老、重臣也都感到非进一步改革不行了。宗室宝熙在给皇帝的奏摺中对当时的学校和学生有这样的评语:“宗学久经废弛。”、“八旗官学风鲜变通”、“询以内政外交、中西根柢之学,则瞠乎若后……”、“当此时事艰难、人才消乏之际,非扫除积弊变通办法不为功。”
这些观点代表了清政府高层人物中改良派的主张,也是当时的大趋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经正书院于1902年(光绪廿八年)改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原来的八旗各官学改为八旗小学,附属于八旗中学堂。1904年,宗室觉罗中学堂又改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仍然附设八旗中学堂。
1909年(宣统元年)八旗高等学堂及所属八旗中学堂都划归八旗学务处管理,这个学务处就设在八旗高等学堂院内。与此同时还附设了一个优级师范选科班。当时的八旗高等学堂的监督是宗室宝熙、文斌等。
在这几年里,在郎家胡同存在着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实体,既有学校又有教育行政部门,这里的学校,就是京师一中的前身。
应该说,这种频繁的变动过程,也正是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体制的诞生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以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随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光绪廿九年)为兰图的。‘四年制’、‘五年制’也是在这时出现的。
京师公立第一中学的诞生和发展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应孙中山之请,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
宣统退位之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由于袁世凯不肯南下,于是政府北迁。蔡元培仍任教育总长,于1912年4月就职。蔡元培不愧是一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分析问题高屋建瓴,处理问题简捷果断。他在就职谈话中对前清办学的评价是“奢纵”二字,处理问题的原则是“严加归并,裁汰冗员,严定章程”“一洗前朝积习”(引文出自蔡元培1912年4月26日就任教育总长时的谈话。)正是根据这样指导思想和决策,才在1912年7、8月间把存在郎家胡同的封建教育的综合实体改组为京师公立第一中学,任关百益为校长,原附设在这里的师范二部于1915年停办,这个师范共有三届毕业生。
按照1912年夏季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的决定,中学为四年制,一年分三个学期(1922年才改为一年两个学期。)。设置的课程是:修身、国文、外语(以英语为主)、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分普通与军事两种)。
学校的管理体制,简而言之,可以说是比较完全的校长负责制:除校长一人由京师学务局委派之外,其他人员一律由校长聘任。行政人员很少。
教师待遇一律按课时计算:每节课一元。有作业的课(如国文、数学、外语)每节课另加五角。教师职工收入最多的是每月120元,少的每月12元,学校经费每月为1450元。
最初,学校的教学班是单轨制,即每个年级一个班。(直到1917年才改为双轨制,即每个年级两个班)
1913年赵继增接任校长后,京师一中的各项工作在当时是比较出色的。《京师教育报》上曾选登过一中学生的作文。校长赵继增、教员增普、白宗魏、崇贵等四人,曾受到教育部的奖励,这都是比较突出的例证。
在赵继增任校长期间(1913-1922),还修建了新的教学楼和风雨操场等。但这些事却又导致了赵继增的下台,因为据说他贪污公款,这已经是‘五四’以后的事了。
“五·四”的洗礼、一中的变化
1919年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一中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运动,封闭式的办学和学习局面被冲垮了。反帝、爱国、民主、科学、乃至社会主义的思想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中学生参加“五四”游行、罢课,思想上变化很大。在校内则表现为揭露赵继增的贪污,终于迫使他下台。
京师学务局曾先后派两位校长接替赵继增,实际上都未能到校视事,不得已才于1923年2月委派罗常培代理。
这时,学制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原来一年分三个学期的制度也改为一年分两个学期了。
在此前后,曾有几位文化教育的知名人士先后到一中任教。
罗常培本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
董鲁安(董璠,参加革命后改名为于力,)是大学的国文教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华北大区的教育局长)据罗常培在《自传》中说,他到一中来是接董鲁安的课,而董鲁安是在北京教育界是第一个教语体文的人,他讲修身课,“也不讲道德,说仁义”而是拿“社会学”及“社会问题”做课本,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崭新的人物了”(引文出自《罗常培纪念文集》
另一位是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据听过老舍讲课的人回忆,他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外班学生有时也来旁听,著名剧作家翁偶虹、民俗学家金受申都是老舍班上的学生。关于老舍在一中教书的历史情况,现存的成文史料极少,但听过他课的人,有一些人仍然在世。
罗常培在一中代理校长期间曾把全部工资购书捐赠一中图书馆,他在旧国会有速记员的兼职,收入颇多。但他的心思却在一中,他的热爱教育的事迹是感人的。(动乱年代一中图书馆损失惨重,罗常培的赠书,现在只有少量尚存,书上有罗常培写的字。)
总之,这几年可以说是“五四”新风吹到了一中,几位文化界的先进人物先后到一中任教,给一中的历史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冲突、动荡、前进
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初是冲突、动荡、发展的年代。1924年7月,已被任命的校长杨荫庆从英国留学回来,代理校长罗常培离开了一中。
杨荫庆上任不久,就因为有的学生一时交不起学费、杂费而又规定“不得入学”,和学生冲突起来。有的学生带头和他评理,他勒令这些学生停学一年。事情愈闹愈大,后来发展成为据说有的学生打了校长的事件,警察局逮捕了八名学生。紧接着卫戍司令王怀庆又下令解散一中,勒令学生出校,学校里驻进军队、成了兵营了。这是1924年9月的事。直到10月底,冯玉祥发动政变之后,这件事才告结束。12月重新招收三、三制初一新生。杨荫庆仍任校长。
应该说,在这一个时期,学生们在冲突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了。进步的、革命的火种深深地埋在学生们的心底。学生们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和参与意识,大大加强了。“五卅”惨案后,一中学生参加反帝宣传活动和“三、一八”的集会和到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请愿。一中是北京地区中学里首批建立共青团组织的少数中学之一。(参见《北京历史纪年》第301页;《李大钊传》,第242页)
据校友李续纲同志的回忆,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是一中共青团的负责人,公开的身份是学生会的文书,开什么大会、小会他都去记录,校外活动他也去,他说,一中地处北城根,交通不便,不为人所注意。所以参加地下党团的老师和青年往往集中在这里。(李续纲同志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文革”期间含冤而逝。)
李续纲在校时曾领导第二次反对杨荫庆事件。杨荫庆的后台是奉系军阀,而当时流行的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杨荫庆就是在这种浪潮中被赶下台的。
在此之前,从1927年秋季开始,一中的高中实行文理分科。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进入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建制为特别市,一中也改名为“北平特别市立第一中学。”同年暑假陈文华接任校长。1929年初陈文华赴日本考察,八月回国后被免职。教育局先后委任两位校长,都遭到一中师生的拒绝,因为他们有严重的劣迹。教育局对此等抗命行为不满,停发经费。于是师生暂用学生所交的学费维持开支,节省使用,一面继续请愿,校内秩序良好。9月中旬教育局委派孟世杰为校长,学校秩序恢复正常。在这个时期,一中师生表现得相当成熟,主要是由地下党团员、进步师生多的缘故。这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重要发展。
从“九一八”到“七七”
从1931到1937年,这时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剧烈冲突的时代。国民党控制北平以后,加紧搜捕、镇压进步学生。据校友、当时在一中读书时原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同志回忆:国民党派市党部委员宋振榘为校长,遭到一中学生的一片反对。领导这次反宋斗争的就是高二文科学生陈洪勋(共产党员)。陈因此被开除。陈洪勋1934年因搞兵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一中校史组曾给南京雨花台烈士馆去信证实此事,烈士馆回信,烈士名单中确有陈洪勋,但事迹不详。)另一位被捕的是1933至1934年任一中校长的沈国光。沈国光当时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干事,也是共产党员。他的夫人曾于1987年到一中访问过校史组,她也是为整理沈国光的事迹而来的。
另外,要回顾当时情况,也不能忽视教学、学习的质量状况。一中当时的学生大多来自河北省各地,70%以上都住校,比较用功,校址地处北城根、交通不便,学生到街上闲逛的少。学习成绩相当好,但外界又不很注意。据北京大学一份1931年入学成绩统计册的记载,一中报考10人,录取4人(40%),是北京市上线率最高的,在全国有考生的学校中名列第四。这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沦陷时期的一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芦沟桥事件,发动了侵华战争。驻在北平的廿九军佟麟阁、赵登禹部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奋起抵抗,他们两位都壮烈牲牺了,宋哲元随即奉命率部南退,北平沦陷了。
日伪当局本无心办教育,市属学校只是勉强维持而已、学生人数也大为减少,有时一个班只有十几个人。据当时在一中任教的老教师高博彦、范至甫回忆:那时的老师在讲文化知识课时都有一个想法,“将来这些学生会用得上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则往往“正话反说”,事后大家哈哈一笑,心里明白就是了。
在这个时期,学制仍为三、三制双轨。但学生人数大减,一般每班只有二、三十人。先后在这个时期任校长的是杨荫庆、王秉和。王秉和还兼教数学课。
在斗争中前进的三年——从胜利到解放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一中又恢复了抗战前的校名:北平市立第一中学。学制仍为三、三制,共12个班,学生人数为492人。北平市政府派佟绍宗为校长接替了原校长王秉和。
但,胜利的后果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好。“接收大员”贪污、搜刮,生活腐化,搞“五子登科”,群众十分不满。据校友高俊昌、赵树枫等同志的回忆,学校里的情况很不像话,有一些带枪‘上学’的三青团员,监视进步同学的一言一行,更加激起同学们的愤怒。美国海军陆战队开进北平之后,风纪松弛。发生强奸女学生的事件之后,民愤更大了。过了不久,国民党大军源源北调,内战迫在眉睫。这样,反暴行、争民主、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在校内办起了许多墙报,在大礼堂还演出过话剧《升官图》,争民主、反内战实际上是学校生活的主旋律了。一些学生到解放区去了,留下来的继续坚持斗争。解放前的三年,是在激烈斗争中前进的三年。
解放后的一中——大发展大提高的年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古老的一中也走上了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4月11日,北平市军管会派徐楚波(校长)、李世濂(支部书记、教导主任)、张幼成(支委、政治教师)接管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学。
1949年8月初,北平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市长在会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有专门技能的建国人材的办学方向与任务,学校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徐楚波校长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上通过了共同纲领,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决定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
徐楚波校长作为平津教育界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对一中全体师生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一中全体同学和部分老师参加了激动人心的开国大典和会后的大游行。徐楚波校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晚上,一中全体同学和部分老师又到天安门参加了盛大的晚会。徒步往返两次,精神饱满、不知疲倦。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大推动了新一中的各项建设工作,促进了教改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习惯上把1949年到1966年之间称为前十七年,这十七年确实是北京一中大发展大提高的年代。失误虽然有,但成绩则更为突出。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观点大大加强、热爱劳动成风、纪律好、成绩大。从1949年9月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清理、平整开始,历年多次下乡帮助农民春种秋收,参加灭蝗战斗,还有集中时间较长的冬季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还有以后的修建京密引水渠的劳动,都是吃住在工地,经常日夜战斗。抢重活、挑重担,互助成风。正因为如此,1958年共青团中央授于一中“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的称号和锦旗。
校内劳动,成绩也很突出。一中原来没有像样的操场。解放后的一中大操场(现已修建了教工宿舍楼)的初期工程,也都是学生们在体育老师带动下‘人拉肩扛’平垫起来的。后来,市教育拨专款修建成了8000平方的中型体育场。一中的体育活动成绩突出,没有这样一个操场,那也是很难想像的。
(二)教学质量迅速提高、进入全市前列。解放后,广大教师的政治热情也推动教学改革。许多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例如数学教师王光兆,最先试行“计划教学”,把教学目的、教学过程、作业批改、质量检查等列入严格的计划之中,并且举行“公开课”,对推动教改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中又和师大中文、化学、物理三个系签订了合作协议:一中年年接受三个系的实习任务,师大安排一中教师到师大选课进修,旁听讲座。对普希金和凯洛夫教育理论的学习,也有助于解决教改中的盲目性的问题。五十年代前期,一中高考成绩始终名列全市前茅。数学、历史、生物、语文都曾接受过市教育局颁发的奖状奖金。1955年高考,全市只有七所学校平均成绩及格,一中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由于搞运动和劳动过多,学习成绩下降,教育局领导曾在大会点名批评。
六十年代中,教学质量又开始回升。1964年全市数学竞赛得了一个第三名(宣捷,后来上了北大。)1965年全市数学竞赛中得了一个第一名(张泮霖,后来考上清华)。语文、数学组都有经验总结发表过。
(三)课外文体社团、代表队,活动训练正规,要求严格,成绩出众,知名度高。学校在日程安排上对社团活动有严格的保证。足球队(青年、少年),篮球队(青年、少年)都是市、区有名的队。青年足球曾是北京市甲级队中唯一的中学队,少年足球队五十年代曾获北京五爱杯冠军,80年代曾两次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比赛。一中也培养了许多体育界的人材。现在国家女足队的教练高瑞华、北京市少年宫球类组组长李明,都是当年一中代表的成员,在校时表现也非常好。
一中的军乐队也是远近闻名的。长期担任军乐队队长的刘兴同学(1956年高中毕业),工作能力强、作风好、训练得法,成绩出众,给一中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被许多老教职工所称道。他后来考上了外贸学院,现在外贸部门工作。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解放后北京一中迅速发展,教育、教学、课外活动成绩显著,这和历届校领导班子的求实作风和苦干精神是分不开的。徐楚波校长因为身兼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府委员,他实际上负担了对外和对上级的联系工作,校内工作落到张幼成同志身上。张幼成同志调到区里之后,黄自强、项秀荣同志又把校内工作接下来,上下、内外分工配合都很好,所以成效也很显著。
这里还应该明确指出,60年代前期一中教育、教学质量又稳步上升,这和上级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派老干部刘启民同志到一中任支部书记有直接的关系。刘启民同志在经常宣传党对教育方针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关心、支持、帮助他们从事教研、教改,经常参加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和教研活动。在这个时期,语文、数学等组都有系统的教改经验总结,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时的许多青年教师现在都已经是教学骨干,有不少已担任教学领导工作了。
“文革”期间损失举例
十年,“文革”,一中是有名的“重灾区”。十年“文革”期间一中的状况,没有人作过系统全面的总结,也很难作这样的总结。
一中图书馆在全市中学的图书馆中曾经是面积最大、藏书最多的。80年代初曾作过一次粗略清点工作,旧版书中除《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大型古典丛书之外,尚有《万有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千上万的书籍均已遗失、或处理掉。据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何绍武回忆,处理以及遗失的书籍,无法统计,处理的理由一是“封、资、修”,一是“没有用”。现在,一座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已经干瘦得可怜了。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重要的是认真思考这种不重视文化、不尊重知识的行为的危害性,以便“以史为鉴”,教育后代。
新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校舍全面翻建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一中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旧校舍全面翻建。一中原来的大操场建起两栋东城区教工宿舍楼。原来的办公、教学区的旧平房、旧楼房一律拆除、南北院打通。在南侧盖起一栋四层的新教学楼,其余部分改为大操场,后来又新建了电教礼堂、大食堂、其余部分为大操场,实际面积两千多平米,约为原来大操场的四分之一,从学楼管理角度看,比从前方便多了。对这座新楼,最初大家还是欢迎的。但,没过多久就发现新教学楼毛病不少。楼板薄、楼层低、共鸣噪声大、上课时互相干扰。这种教学楼是1979年设计定稿的,设计思想显然有‘低标准’的影子,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实事求是的解决办法是减少班数、减少每班人数,或者说大大减少“人口密度”,否则对提高教学质量、对学生心理、对正常发展都是不利的。但,新建的电教礼堂,新的学生食堂都很好。美观、实用、利用率高。校园小了,但绿化很有特色,并且易于管理。近几年多次受到市、区绿化办的表扬,评为先进。
实验学校的诞生
1988年底,东城区政府、区教育局决定把一中作为东城区教科研中心的实验学校。教研中心主任高贤明兼任校长,杨毅竹任党支部书记。1989年元月正式命名。这在一中历史上又是一件大事,受到老校友、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各方面的普遍重视、关心和支持,并且寄与很高的期望。
新的教改实验任务正在扎扎实实地从初一年级全面落实、全面的长远规划正研究之中。一所著名的老校,正在新的轨道上前进着。
经正书院创建碑碑文简介
经正书院创建碑共两座。原立在书院正厅前廊下东西两侧。保存甚完好。50年代末,扩建教室,两碑均移到院内,露天存放。动乱年代,因被认为是“封资修”文物,被推倒在地。不久,校内修建人防工事,遂把它们当作石料使用,埋在地下。80年代初,一中翻建校舍,在清理基地时,又把这两块碑用吊车吊出来。新教学楼完工之后,两碑并排安放在楼前东侧。这是经正书院时代仅存的文物了。
东碑正面背面均为吏部尚书徐桐、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给光绪皇帝的奏折全文。奏折中详细记述了建院经过及经费三万两的开支情况、办学方针、招生办法等。……最后并有光绪皇帝的“依议钦此”的批示等等。碑文为翰林院编修支恒荣书写、宗室宝丰鸠工鐫石。共1,400字左右。
西碑正面为徐桐撰写的《经正书院》创建碑记,共七百字。背面为各省地方官吏捐款名单及金额。碑文是支恒荣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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